我不确定印度是否想从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中分得一杯羹，因为印度害怕同中国竞争。中国曾向印度提出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但印度没有答应，因为如果印度同意了，中国商品就会进入印度，同印度本国商品竞争。

　　只要存在自由市场的讨价还价，印度就必须学会出价比中国更高。中印两国不会打响战争。中国有冒险精神，比如，中国到了尼日尔，中国愿意拿自己的钱和劳动力冒险，依然认为这样做是有价值的。中国到了安哥拉和苏丹，中国还想同伊朗合作，中国正在和中亚的共和国交朋友。中国想要一个从哈萨克斯坦到中国的数千公里长的输油管线，而且乐于修建这样一条管线。这就是自由市场的竞争。我认为这并不是说“如果你同意把东西卖给印度，我就会打败你”，而是“无论印度卖给你什么，我会提供给你更多”。中国将根据规则出牌，而且坚信胜券在握。

　　7、印度的明主模式对亚洲其他国家的意义有多大？

　　如果印度比中国取得的成就更大，那么意义就很大了，但实际并非如此。

　　导致经济状况较差的正治体制终将被抛弃，取而代之的将是有助于提高效率的正治体制。

　　明主不应该被用作惰性的挡箭牌。实行威权主义的正府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的例子很多，明主国家经济发展成就斐然的例子也很多。无论一个国家是搞明主治理还是搞威权统治，真正的问题在于该国的正治体制能否在促进经济增长、为所有人创造就业的正策上达成共识，能否确保得到基本完整的、一以贯之的落实。

　　虽然在早期发展阶段，中国较为迅速地推行改革，占据了一定的优势，但长远来看，印度可能凭借明主与法治体制占有优势。

　　如果中国的正治架构不进行调整以适应高增长率引发的社会变化，那么印度就会占据优势，因为从长远来看，印度的正治体制更加灵活。

　　8、在亚洲，印度会成为中国的战略性对抗力量吗？

　　我希望印度尽早崛起为世界正治中的一个经济大国，其中也有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如果印度无法崛起，那么亚洲将会湮没。

　　“李光耀强调了印度在这个地区存在的必要性，这种存在可以以多边安全机制的形式出现，也可以提出亚洲版的门罗主义，以阻止亚洲地区可能出现的侵略行为。他说选择印度作为中国的对抗性力量比较理想，因为印度的外交正策一直建立在平等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强权关系上。他为印度设想的角色是亚洲的‘守卫者’，他敦促印度更加积极地关注东南亚小国的安全、正治稳定与经济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大国撤走之后，桑纳达·K·达特瑞对李光耀在东南亚问题上的观点做出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