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查结果出来的同时，山西宣布新修订的《山西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将从2024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提出校长是学校保护未成年学生的第一责任人，并规定学校应当聘任法治副校长，协助开展法治教育等工作。事实上，条例内容并非首创，也不罕见，只是对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等文件精神的进一步强调。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倡议性的“应当”表述，往往导致法条刚性约束力不足，校方的责任承担无强制性，就容易沦为“运动式治理”，待舆情沸点平息，相关制度措施便再次成为一纸空文。

同时，对极端欺凌事件“以案释法”的宣传陷入两种困境，一是有些学校在处理事件时主观有息事宁人、降低负面影响的诉求；二是事件细节的二次传播客观上会对被欺凌者造成二次伤害。放在此事中，或出于保护未成年人隐私的需要，被欺凌者遭遇了疑似“性侵”举动的细节，在传播中被模糊处理，统称为“极端欺凌”。淡化这些细节，难免导致家校性教育缺失这一重要议题失声于舆论场，成为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的薄弱环节。

揆诸现实，应对恶性校园欺凌事件，公安机关在法律范围内所能运用的惩罚手段有限，因此，有三种传统的非刑罚措施，在过去被赋予了很高的期望：责令父母管教、收容教养和工读学校。

眼下，收容教养制度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工读教育学校囿于无生源的生存困境，唯父母管教，被给予了和呼吁司法完善、强化学校责任同等分量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