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一天的警情动态，亲自给某些当事人打电话，了解情况。“很多普通百姓都接到过太学局长亲自打来的电话，就解决问题的时间作出承诺。”

　　2002年12月18日，张太学接到了侦办“12·10专案”的任务，他向新快报记者回忆道：“案件的复杂性我倒没有想到，后顾之忧我也没有，丝毫的惧怕情绪都没有。我一看反映材料上写的问题很严重，说洛阳市的文物走私从盗挖到收购、运输基本上都是宋家兄弟控制，而且他们在洛阳警方内部有保护伞，更坚定了我办案的决心。”

　　一些警察顾虑重重

　　被他斥为软骨头

　　洛阳警方对“12·10专案”主要犯罪嫌疑人的首次抓捕行动失败，让张太学第一次感到了问题的严峻性。通过技侦发现，包括宋氏兄弟在内的主要嫌疑人是在抓捕行动开始前半个小时得到了消息。但张太学当时并没有立即去追查那些隐藏在内部的“余则成”，“我想把这件事放到案件后期再处理，先外部后内部。”

　　但张太学如今也不由得感叹：“后来的变故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国内的诸多文物大案，背后往往涉及保护伞，“12·10专案”也遇到同样问题。有办案民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由于宋氏兄弟在洛阳的关系盘根错节，自己一度顾虑重重，这招致张太学的极大不满，一次，他当面骂这位警察是“软骨头”。

　　而张太学则告诉新快报记者，在办理“12·10专案”期间，没有任何人找他说过情，“大家都知道我的个性，在我那儿，谁说情也说不动，包括一些很重要的领导，我的顶头上司，谁说也不行。可以说，搁我哪儿没有可以说通的，我这一生没准过任何人的情！”

　　对上级纪委调查刑警支队的“小金库”，张太学也感到匪夷所思，

　　但办案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他说，“从警多年，对那些穷凶极恶的黑恶势力，我从来没怕过。”

　　最难受的就是案件搁浅

　　目前，张太学在郑州过着平静的生活，对于大多数媒体采访，他都会婉言谢绝。“我不干这个了，年龄也大了，一无所求。”但有时候，在朋友的反复劝说下，他也会讲一讲这段过去，“考虑到对當负责，对历史负责，对国家文物负责，对法律负责，对当时那一班办案人员负责，说几句公道话，绝不说假话。”

　　张太学告诉新快报记者，他现在感到最难受的有三件事：“第一是我的那些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同事们，他们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第二点，是我最遗憾的，国家的文物没有得到有效保护，该追缴的文物没追回来，该追的赃款没追回来，犯罪人员没有得到应有的追究，而且现在文物盗窃还很猖獗；第三点，也是我最伤心的一条，这件事没处理好，对我们當和正府的形象造成了巨大伤害，同时损害了法律的威严，我们心里很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