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如此，在某些情境下，不抵抗反倒成了一种抵抗。耶鲁大学正治学和人类学教授詹姆斯·C·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为我们提供了弱者“隐藏”的反抗形式。他以马来西亚的一个村庄为研究对象，发现了农民温顺的表面下，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斗争，只不过农民的反抗形式颇为日常，也不甚起眼，比如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斯科特指出，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

　　也就是说，马来西亚农民深知公开抵抗的风险，也知道集体抵抗很难成功，由此在温顺的表面下，他们通过偷懒等种种小手段进行着坚韧的、持之以恒的“日常的抗争”，一点一点地蚕食不合理的正策和制度。这种抗争，就是弱者的武器。斯科特对此是持乐观的态度的，就像有人评述总结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避免最坏的和争取较好的结果的一种精神与实践，而这恰恰构成了支配与反抗的历史及其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与持久张力。”

　　同样，当“佛系”指涉的对象是机关、机构或正策时，我们会发现，“佛系”的不抵抗也有可能是一种武器。面对着“996”、不涨的工资、难搞的客户、冷血的老板，佛系员工不敢辞职，也承担不起反抗的风险，他们只能笑嘻嘻地接受。但他们对工作不热心、不热情、混日子的“佛系”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反噬着不合理的工作机制，他们以消极表达了不满。而如果以整个时代为对象，年轻人推崇“佛系”的生活状态，也是一种武器。房价太高，我们不买，你爱卖卖谁去。不过，如果真的迎来一个年轻人低欲望的社会，前景或许也未必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