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赵昚《草书后赤壁赋卷》。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稻麦复种是一条高度依赖精细种植的耕作之路。从最直接的角度来说，虽然土地利用率变成了200%，可问题在于土地的肥力却不会一并翻倍，反而会不断下降。这使得江南地区对肥料的渴求达到了近似病态的地步。《陈旉农书》说南宋时人：“凡扫除之土，烧燃之灰，簸扬之糠粃，断稿落叶，积而焚之，沃以粪汁，积之既久，不觉其多。”不过这还不算是最夸张的，《王祯农书》里甚至有“惜粪如惜金”的说法——将大便跟黄金挂上了钩，真是让笔者有点哭笑不得的感觉。
极端地精细化耕作带来的结果就是亩产的直线上升，而在农业社会，这往往就等同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快，“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便广为人知，到了明代，高度发达的南方经济甚至促使生产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革——明代苏松嘉三地由于纺织业的高度发达，导致许多家庭出现了“不农之人”，完全靠织布买米为生，这在商品经济不够发达的地区，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5
最终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
在经过了近千年的发展之后，长江流域终于再度崛起，成为了每个大一统帝国都无法舍弃的经济重心。而曾经辉煌过的华北平原与西北高原，反而成为了江南人士眼中的“贫瘠之地”。不过许多来自南方的官员也意识到了这种长期依赖漕运从南向北进行输血的发展方式终究是有极限的，因此在明清两代，不断有出自江南的官员奔走呼号，要求在华北种稻垦荒，以减轻江南负担。
在经过了近千年的发展之后，长江流域终于再度崛起，成为了每个大一统帝国都无法舍弃的经济重心。来源/辽宁省博物馆
平心而论，这些人的观点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江南的发展程度极高，然而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困扰着南方。宋人笔记中经常可见：“闽浙之邦，土狭民稠，田无不耕”，而“潮之为郡，土旷人稀, 地有遗利”之类的描述，按照《文献通考》的数据计算，两浙地区一度集中了宋朝17%以上的人口。到了明代，江南、浙江与江西三省甚至集中了全国50%的人口！而与人口几乎呈正比的则是可怕的赋税规模：洪武年间，大明共征米麦两千九百万石，而浙江一省三府就要负担七百四十万石以上！
一方面是极为沉重地赋税，另一方面则是华北等地在连年战乱之后荒地无数，人烟稀少，因此不少南方出身的官员都试图反过来将南方的先进农业生产经验介绍到北方来，以提高北方粮食产量，减轻江南压力。只可惜已经习惯了粗放式生产的北方农民在面对这些来自南方的精细化耕种技术时表现得水土不服，最终这些尝试几乎都是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