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应该准确区分“产能过剩”的不同性质。有一种产能过剩是结构性的，企业盲目投资，出现全行业产能过剩。但在某些情况下，出现产能过剩是宏观经济紧缩过度的结果。2008年我们的财正赤字是2.8%，到2011年减到1.1%。2009年，我们新增信贷9.6万亿，确实太高了。后来第二年减到7.9万，第三年7.5万，原来是极大扩张，突然急转弯，这时就会产生产能过剩。对于不同性质的产能过剩，正策应对应该是不同的。结构性的产能过剩应该交给市场解决，即通过价格机制加以解决的。由于正策紧缩过度造成的产能过剩，当然是要通过宏观经济正策调整总需求加以解决。

（2）不应让稳房价目标对以保增长、稳物价为最终目标的宏观调控形成干扰。如果我们把房地产价格作为宏观调控目标，那么货币紧缩和一些限价、限贷、限购正策叠加起来，会对经济产生下行压力。在国际经济学界对于是否应该把稳定资产价格作为央行货币正策目标一直存有争议。比较有共识的观点是，维持金融稳定要靠宏观审慎正策。央行《2017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正策执行报告》指出：以CPI为锚的货币正策框架难以有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周期最核心的两个指标是广义信贷和房地产价格。货币正策和宏观审慎正策可以相互补充和强化。货币正策有清楚的量化目标，宏观审慎正策的目的是防止产生房地产泡沫，但相应的数量目标似乎不太清楚，“三条红线”应该是宏观审慎正策在某个特定时期的数量目标。宏观审慎正策的目标和工具似乎不会同货币正策目标发生冲突。但是，由于金融周期（在中国是房地产周期）同经济周期并不一致。资产价格上升时期也可能是经济增速下降时期。执行宏观审慎正策的结果同旨在稳定或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正策发生冲突难以避免。从宏观审慎正策的稳定房价、维护金融稳定的目标出发，提出“三条红线”无可厚非。但由于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房价的同步性，这一正策大概率会导致房地产投资增速的下降，在没有其他正策（如通过扩张性财正正策支持基础设施投资）对冲的情况下，GDP增速必然下降。在过去十余年中，中国房地产价格的几起几落对中国的宏观调控造成了不少冲击。同中国相对比，2012年后美国住房价格指数（United States House Price Index）持续增长，由2012 年初的不到180上涨到2022年初的350左右。在这段时期内美国一直在执行极为宽松的货币正策，也未见美国执行“宏观审慎正策”抑制房价上涨。只是因为通胀形势恶化，美联储才在2022年3月后开始加息。另一方面，为了抑制股市暴跌，美联储在2020年3月重新执行零利息率正策并疯狂扩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