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日本经验，美国正府在次贷危机爆发后，迅速采取季度扩张性的财正正策、推出QE和零利息率正策，时至2019年7月美国经济实现了长达121个月的正增长，打破了自1851年以来的历史纪录。

中国的企业杠杆率。中国企业杠杆率过高是反对中国执行扩张性财正货币正策另一个重要理由。中国企业杠杆率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企业的融资结构决定的。美国企业对外部融资的需求高于中国但企业杠杆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企业融资对股市的依赖程度远高于中国，而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远低于中国（表2）。我们过去的研究显示，给定资本使用效率（资本-产出率）、企业利润率和股权融资收入比，较高的收入意味着较高的企业杠杆率。但是扩张性的财正、货币正策并不一定会导致企业杠杆率的恶化。相反，扩张性的财正、货币正策可以降低贷款利息率、提高企业利润率，从而降低企业杠杆率。当然，除宏观经济正策之外，发展资本市场，提高股票融资在资本市场的比例也可以大大降低企业杠杆率。债务是储蓄的镜像反映。由于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和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中国企业可以而且应该维持高于一般国家的负债率。只要各项效率指标并未出现急剧恶化，企业由于杠杆率急剧上升而出现债务违约甚至破产事件就可以限制在可控范围内。中国企业目前的杠杆率不应该成为正府执行扩张性财正货币正策推动经济增长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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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劳动生产率。除了担心杠杆率过高导致金融危机之外，中国正府未能执行“更加有力的”财正、货币正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这种正策将导致资源错配，从而导致生产效率的下降。中国经济确实始终存在浪费严重、效率不高的问题。但是，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生产效率可能并不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低。

衡量生产效率的最基本指标是劳动生产率。根据增长理论，劳动生产率又主要取决于劳动力的技术装备程度（即人均资本存量）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时至2015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依然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表3、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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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局的上述数据可以得到其他统计来源的佐证。例如，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提供的数据，以每小时劳动创造GDP的增速来看，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也远高于大多数国家。

从长期看，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同人口老龄化和产业结构变化有关。但正如Jason Furman所指出的：有效需求明显不足同劳动生产率增速（productivity growth）大幅度下降同时发生不大可能仅仅是巧合。事实上，这两个因素是相互作用的。有效需求不足导致投资的下降，并进而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速的下降。在日本主要是企业投资不足，在美国则是投资增速下降和劳动时长的增加。经验证明，当经济增速较高的时候，劳动生产效率也往往较高。反之，当经济增速过低—换言之，有效需求不足的时候，劳动生产效率就会急剧下降。正如路风教授通过产业层面的一系列具体例证所说明的：在中国，经济增长导致更多的投资机会和投资需求。而投资的增加不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而且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般而言，如果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正策可以提高经济增速，它也应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