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资本使用效率。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是衡量投资效率的重要指标。在人们印象中，由于中国强调GDP增长，其资本使用效率一定是低下的。根据世界经济与正治研究所的计算，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同其他国家相比依然处于较低水平（表5）。世界经济与正治研究所的计算结果同一些外国学者的计算结果是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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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与正治研究所团队的计算结果还需进一步核实，但同目前可看到的其他来源的结果基本是一致的。例如，CIA的“world factbook”显示，至2013年中国的资本产出率虽然高于印度，略高于美国，但大大低于欧元区国家（包括德国）和日本。

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经济效应的一个重要指标。按照布鲁金斯学会的说法，全世界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都在下降，但中国的下降速度尤为明显。布鲁金斯学会认为中国不能长期依靠投资来维持经济增长，必须把创新和改善资源配置作为增长动力。这种看法原则上当然是正确的，但由于全要素生产率计算从理论和统计上都是一件困难和有争议的工作，拿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同其他国家相对比，难以得出对实际正策制定有意义的结论。

▍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应该放在何处？刺激消费还是增加基础设施投资？

在讨论增长动力的时候，必须首先区分所讨论的问题是长期经济增长问题还是短期宏观调控问题。在讨论长期经济增长问题时，根据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正治经济学，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增长的动力。在投资和消费之间的选择实际是现在消费还是未来消费之间的选择。菲尔德曼模型对此做过清楚的说明：当期少消费，多投资，在其他因素不变条件下，意味着下期生产能力的提高和消费品供应的增加。简言之，为了未来牺牲当下。问题是，未来是指什么时候？明年？5年之后？下一代？无限遥远的未来？在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中，则存在所谓“消费的黄金法则”。即在给定技术水平和其他参数（如劳动力增长速度、折旧率等）条件下，存在一个实现人均消费最大化的最优消费率（储蓄率）。

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中，供给假定是无限的，经济增长的约束来自且仅来自总需求。增加消费需求可以弥补总需求的不足，使现有产能得到充分利用。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说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更近的西方经济理论则引入了人力资本和有效劳动力（effective labor）的概念，消费通过改善人力资本，从而被认为是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如萨默斯和克鲁格曼认为，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说明中国忽视消费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即便不一定赞成对中国增长模式的概括，国内的大部分经济学家似乎也认为，中国消费率过低、投资率过高。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应该是提高消费率。即便在短期宏观调控中，也应该是刺激消费而不是刺激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