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压低居民的收入，中国维持了很高的投资率。改革开放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储蓄已经不再是“强迫储蓄”（forced saving）而是自愿储蓄。至于现在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否偏低，因而存在“强迫储蓄”的成分，无论在统计和理论上都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一些研究者认为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占比过低。但在一些权威统计专业人士看来，这种说法并不能得到数据支持。长期研究收入分配的李实教授指出， 2003-2022年，人均GDP年均增⻓率为7.9%，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率为8.4%。由于后者增速高于前者，可见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占比是逐渐提高的。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把消费在GDP中的占比问题转为储蓄率问题。根据世界银行计算，2010年中国储蓄率为51.1%，显然过高。但此后逐年下降，2016年降低到45%。2021年中国储蓄率回升到46.1%，这种情况应该同疫情有关。在2021年或2022年，爱尔兰、新加坡、卢森堡、挪威和瑞士的储蓄率分别为66%、60.1%、52.2%、49%和37.9%；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为39.1%；中等收入国家为35.8%；中高收入国家38.9%。各国情况不同，仅仅通过储蓄率（消费率）统计数字的比较，似乎还不足以判断一个国家的储蓄率（或消费率）是否合理。我们也没有一个严格的理论可以作为判定中国整体消费水平合理性的依据。中国目前的储蓄率是否过高（消费率过低）答案并不太肯定。如果加上地缘正治考虑，问题就更复杂了。在过去四十多年中中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有了极大提高。根据我们自己在国外的生活经验，可以说至少在城市地区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同西方国家的差距并不大。

中国消费在GDP中的占比较低同中国居民对拥有住房的特殊偏好有关。对于汽车的需求是消费需求还是投资需求取决于汽车的用途。如果用于日常生活就是消费需求，如果用于生产就是投资需求。大部分房屋建筑是用于自住或其他消费性活动的。但是由于房屋建筑具有资产属性，在统计上对房屋建筑的需求被当作投资需求。而中国房地产投资在GDP中的占比远高于其他国家。例如，在2011年美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在GDP中的占比为2.5%，中国为7.9%；2019年后美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在GDP中的占比迅速提高，2021年达到4.8%；2018年后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在GDP中的占比逐渐下降，2021年为6.6%，但依然明显高于美国。

中国的问题主要不是消费在 GDP 中的占比过低，而是贫富悬殊过大。中国对过去40年来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亏欠太多。李实教授指出：“把中国收入差距放在国际背景下看，绝大部分国家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0.4以下，中国则是0.47左右。同时，如果把所有国家根据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进行由大到小的排序，中国处于前20%的水平，因此中国属于收入差距偏大的国家。”这种现象必须逐步加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