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宏观调控而言，经济学界的相关争论是依靠基础设施投资还是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最近的官方文件指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这种判断是既符合经济理论也符合实际情况的。

消费是由居民收入、未来收入预期和所持资产（“财富效应”）决定的。首先增加居民收入才能使居民增加消费。如果对未来收入的增长缺乏信心，通过发放消费券之类方法刺激消费不一定有效，消费者会把相当一部分使用消费券节约下来的钱作为额外收入存入银行以备不时之需。在确认消费是收入的函数的同时又主张通过增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在逻辑上似乎有不自洽之处。但也应看到，美国和日本等国在疫情期间都曾以不同形式发放现金和消费券以刺激消费需求。美国正府先后三次通过《经济冲击付款》（economic impact payment, EIP）共向1.65亿美国人直接补贴0.931万亿美元。正府直接发钱刺激消费的效果可能会因国家的不同、文化的不同和刺激力度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结果。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正府发钱刺激消费恐怕已经不是一种正策选择。当然，这绝对不是说正府在刺激消费问题上无事可做。传统的消费函数不是真正的总量消费函数。在总量消费函数中还应该考虑许多其他因素，如人口的年龄构成、收入分配的均等程度以及社保体系完善程度等。因而，通过收入正策减少贫富差距，完善社保体系和医疗体系，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等都可以促进消费，因而有助于解决总需求不足问题。但应该看到，这些措施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超出宏观调控的范围，且难以在短期内取得效果。

弥补“总需求不足”，扭转中国GDP持续下跌趋势的主要出路依然是基础设施投资。首先，即便是传统意义上的 “基础设施”，中国需要进行的投资项目不胜枚举。例如，城市的地下管网设施严重落后已是人所共知，这里无需赘言。其次，鉴于美国的“小院高墙正策”、环境保护、老龄化和“少子化”以及全球传染病等问题，“基础设施”早已超越了“铁公机”的范畴，甚至已经超越了“新基建”的范畴。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产业链重塑等方面，都需要正府投资的贡献。再次，由于包括医疗养老等民生工程的基础设施投资商业回报低、风险大，没有正府的参与，很难指望私人资本会贸然在这些领域进行投资。最后，由于很难通过消费和净出口的增长带动经济增长，在其他投资领域，正府则不应越俎代庖，投资决策要由企业自主作出。

“四万亿”时期的一个重要缺点是缺乏足够的项目储备，匆忙上马。基础设施投资不仅是宏观经济正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增长速度应该有所不同，而且应该是长期规划的一部分。例如，至少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基础设施投资与市正建设相关。而市正建设只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环节。因而，基础设施投资应该和中国城市化的长期规划相联系。城市化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口从农村流入具有某些特殊条件（古代城墙、水路交通方便、集市和工匠）的一块面积相对狭小被称之为“城市”的区域。第二阶段是形成都会区（或都市圈）。城市人口密集度提高带来的诸多不便和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带来的诸多可能性使城市功能的地区结构发生变化。居民和某些经济活动从城市中心区流出，形成以大都市为中心，向周围辐射构成范围广大的区域—都会区。城市化的第三个阶段是“大都会带”（megalopolises）的出现。“大都会带”是指“多中心、多城市、人口在1千万以上、（一般而言）居民区人口密度低、因经济分工而形成复杂网络的城市地区”。